天台，因其境内天台山而得名，地处北亚热带，临近东南沿海，四面环山，峰峦叠嶂，“八山半水分半田”，有“神秀山水”之称。这里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光能充裕，雨量充沛。天台乌药属樟科山胡椒属，其块根入药，具有理气止痛、温肾散寒之效，被《本草纲目》列为上品。天台县作为道地产区，拥有全球最大的乌药林下种植基地，面积达12.6万亩，形成"针阔混交林-乌药-菌菇"立体栽培模式。

天台，地处北纬2857′02″—2920′39″；东经12041′24″—12115′46″，气候条件优越，地产物资资源丰富。天台“弥山药草，满谷丹材”，养生之药自秦汉以来名闻遐迩，是浙江省中药材基地县之一，全县共有药用植物459种（已查明），分隶于111科，其中裸子植物8种，被子植物420种，蕨类23种，菌类8种。中药材资源非常丰富，白术、茯苓、石斛和被称为长生不老药的“天台乌药”最为闻名。天台山生长的天台乌药是中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有“中华物宝”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乌药，以天台者为胜。《中药大辞典》中有“乌药以浙江产量最大，品质较好，习惯以天台所产者品质最佳，故称‘天台乌药’或‘台乌药’”之记载。只有天台的自然地理，才能造就天台乌药的特殊品质。

天台乌药生长于海拔200米至600米的向阳坡地、山谷的疏林灌木丛中，喜阳光充足、雨水充沛的亚热带气候，以土质肥沃疏松的酸性土壤为最宜。

在天台山，天台乌药因其功效卓著，用途广泛而倍受历代医家青睐。天台乌药在当地民众历来有喜食的习惯，取其提高免疫、健胃、消食、行气之功。其方法：抓两把煎汁服。肠胃不好者，切片晒干常年泡茶喝。荒年磨粉渗入黄精、山奇良等杂品代粮。在天台，男女老幼以乌药为保健食品，已成为一种历史习惯。

天台乌药之名，萌于周，始于秦，闻于汉，扬于唐，名于宋，贡于元，盛于明，兴于清。相传东周灵王太子乔，又称王子晋，十分向往仙界。一日，天台山高道浮丘公密降其室，赐以灵药——天台乌药。数年后的七月七日，王乔升天为右弼，主领五岳，司侍帝晨，号桐柏真人，理金庭洞天。天台乌药切片秦始皇受王乔成仙的启发，便令方士徐福寻找“长生不老”药，徐福最终找到了天台乌药，但是并没有献给秦始皇，而是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带着天台乌药等药材、谷物、农作技术落脚日本终其所老。史料记载：秦代乌药即已移植日本纪伊半岛，并在熊野徐福墓旁栽种，和歌山等县有产。至今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仍保留着徐福墓和徐福公园，游人在当地可买到用天台乌药制作的“长生不老”饮料和茶品。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今浙江的新昌、嵊州）刘晨、阮肇为治好当地流行疾病，历尽艰辛到天台山采药，遇两位仙女，结为伉俪。二女赠以仙药——天台乌药，治好了当地百姓的疾病。东晋太元八年，二人又进山寻找仙女，然而俩仙女因私赠仙药，被王母娘娘镇为两座山峰。天台山就因此有了“桃源洞”、“双女峰”的两大美景。《天台县卫生志》、《鉴上人秘方》存藏等记载，唐朝高僧鉴真（公元688—763）东渡日本，受到日本朝野的尊敬，成为日本律宗之祖，他一边弘扬佛法，一边为民行善。时日本光明皇太后得经年不愈之病，遍寻天下名医奇药，发榜求神医。鉴真用天台乌药煮汤配之，皇太后服后很快病愈。由此鉴真被尊为日本的神农，天台乌药之“长生不老药”美名广为传播。北宋时，曾任杭州、婺州太守的苏颂，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中草药普查。而后，在他编撰的《本草图经》中记载：乌药“今天台、雷州、衡州亦有之，以天台者为胜”、“天台出者，香白可爱”，第一次将“天台乌药”推到上品的地位。宋代医学家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被称为“宋之前本草集大成之作”。这部药典中就记载着：乌药“木似茶橝，高五七尺。叶微圆而尖，作三丫，面青背白，有纹。四五月开细花，黄白色，六月结实。根有极粗大者，又似乌樟根。然根有二种：岭南者黑褐色而坚硬，天台者白而虚软，并以八月采，质佳”，进一步论证了“天台乌药”的出类拔萃。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在其《医学发明》一书中记载了“天台乌药散”一方，配方为天台乌药、木香、茴香（炒）、青皮（去皮）、良姜（炒各半两）……，天台乌药为君药，有行气疏肝，散寒止痛等功效。明代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记载：乌药“吴、楚山中极多，人以为薪，根叶皆有香气。根亦不甚大，才如芍药尔。嫩者肉白，老者肉褐色。其子如冬青子，生青熟紫，核壳极薄，其仁亦香而苦”。并言其“以出天台者为胜。有补中顺气、开郁止痛、温肾散寒的功效，能上理脾胃元气，下通少阴肾经”，有独特的功用。明代传灯大师编撰的《天台山方外志》“异产考”中载云：“昔刘阮因采药误入桃源，则台山产药其来旧矣。然所产药品实不止此，今取其及耳目者列之，亦居山者养生之一助也。”乌药名列其中，为天台12种道地药材之首。乌药产品《康熙天台县志》记载：“元，药味乌药二十斤；明，岁进药味乌药三十斛，岁办药材乌药三百斤”。自元始，天台乌药已被列为岁贡、岁进之物。乾隆年间，天台县城西门外建有药皇庙，庙内两侧绘制了历代十大名医，还绘有刘、阮采药遇仙图和寒山、拾得和合图。每逢药王大帝（神农）生日庙会，将天台乌药供在祭坛首位，演《采药（乌药）遇仙记》。清朝后期，天台有同寿堂、弘济堂、永和堂等大小药铺50多家，均以道地药材天台乌药挂牌经营，前店后坊，加工天台乌药，面向全国各地批发转销，开始逐步形成了一大产业。在民国初年编撰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中记载：“乌药，香木类，常绿灌木，产苏浙等省，以出天台山者最佳。天台乌药根叶具香，浓郁似樟，含有多种化学成分，能散寒、止痛、补中、顺气、开郁，增进肠胃蠕动，兴奋大脑皮质，加速血液循环。主治气逆、胸腹胀痛、宿食不消、反胃吐食及寒疝、小便频数等症。”20世纪70年代，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大辞典》也记载：“乌药，又产浙江、湖南、安徽、广东、广西，此外湖北、江西、陕西、四川、云南、福建等地亦产，以浙江天台所产品质最佳，故称‘天台乌药’或‘台乌药’。”据《台州地区志》记载：“80年代后，天台乌药、仙居白术、温岭荆芥出口东南亚”。

栽培技术要求

（一）生产环境要求及采收方法。

1.土壤应为红壤土或红黄壤土，呈微酸性（pH4.8至6.3），有机质含量≥5.78%，全氮≥0.292%，速效磷≥6ppm，速效钾≥126ppm。

2.选择海拔在300米至600米间的向阳山地栽培、采集。

3.生长6年至8年后可采集乌药块根，采集时间在冬季，采集后除去须根，洗净晒干。

（二）质量特色。

1.外观：块根纺缍形，略弯曲。长5厘米至15厘米，直径1厘米至3厘米。表面黄棕色或灰棕色，有细纵皱纹及稀疏的细根痕。质地坚硬，不易折断，断面棕白色。气芳香，味微苦、辛、有清凉感。切面黄白色至淡黄棕色而微红，有放射纹理（木射线）和环纹（年轮），中心颜色较深。

2.理化指标：水分≤11.0%；灰分≤0.86%；乌药醚内酯（C15H16O4）含量：采集后1年内不低于0.250%，采集后2年内不低于0.100%；去甲异波尔定（C18H19O4N）含量不低于0.5%。砷≤1. 0毫克/千克；铅≤1.0毫克/千克；镉≤0.5毫克/千克；铜≤3.0毫克/千克。

天台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润，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非常适合乌药生长。近年来，天台县把乌药作为林下产业加以重点扶持，鼓励利用向阳坡地、疏林地种植乌药。采用林下种植，一方面创造了天台乌药原生环境条件，能确保天台乌药原产地品质，另一方面实现了山林土地的综合利用，带来林下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经过多年摸索，天台乌药林下种植系统已臻于完善，全县乌药优质高产种植面积达1万亩。同时，天台县在科学种植、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上狠下功夫，以“台乌牌”乌药黄精颗粒为代表的精加工产品屡获义乌森博会金奖。2005年05月09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天台乌药”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2017年2月，天台乌药入选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2018年2月，天台乌药正式入选新“浙八味”。2023年9月，浙江天台乌药林下栽培系统入选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天台乌药林下栽培系统存在的问题

人工促进的针叶林（马尾松占比78%）导致林下光照不足（≤800lux），乌药光合速率下降32%，皂苷含量降低至0.85%（优质标准≥1.2%）。

土壤连作障碍：连续种植10年后，土壤真菌/细菌比从0.6升至1.8，镰刀菌属丰度增加4倍，根腐病发病率达25%。

生物多样性衰减：与天然林相比，乌药种植区鸟类减少18种，传粉昆虫密度下降47%，天敌蜘蛛类数量减少63%。

产量波动剧烈：受气候影响，亩产鲜根在150-400kg间波动，2023年霜冻灾害导致38%地块绝收。

加工水平初级：90%产品以原料形式销售，产地初加工仅限切片、晒干，精深加工率不足5%，韩国同类产品附加值高出8倍。

市场渠道狭窄：75%产量依赖药材市场批发，电商渗透率仅9%，终端价格被中间商攫取60%利润。

应对策略

实施"针改阔"工程：每公顷保留马尾松300株，补植阔叶树种，使郁闭度控制在0.6-0.7，林下光照提升至1200lux。

构建"乌药-黄精-三叶青"复合群落：利用不同根系深度（乌药60cm、黄精30cm、三叶青15cm）实现养分分层利用。

推广"菌根化育苗"：接种丛枝菌根真菌（AMF），使根系感染率达80%，磷吸收效率提升45%。

实施生物熏蒸：种植芥菜后粉碎翻压，释放异硫氰酸酯，连作障碍发生率降低至8%。

东阳元胡水稻轮作系统是一个以元胡和水稻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系统，是东阳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以水稻—元胡（贝母、小麦、绿肥）水旱轮作一年两熟制和水稻—元胡—玉米水旱轮作套种一年三熟制为核心的多种生态农业模式。东阳市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东阳江南江流域的主干流及其支流柽溪江流经全境，形成狭长而连绵不断，既具有冲积平原特点，又有山地小气候的南江盆地自然生态环境特征。肥沃的土壤与江南梅雨气候等为元胡种植、稻作的发展与结合提供了优越环境。长期的农业实践形成了以元胡、贝母等传统中药材为核心的物种资源、以元胡-水稻轮作技术为核心的农耕知识和技术，以及以元胡文化、稻作文化为核心的中药文化和农耕文化等。

中国元胡出浙江、浙江元胡产东阳。元胡作为浙江道地药材“浙八味”之一，具有活血、行气、止痛之功效。东阳在唐朝末年就已种植元胡。清康熙《新修东阳县志》 (1678年)记载元胡“生田中，虽平原亦种”，“生植最多，通行各处”。民国21年《东阳县志初稿》(1932年)记载元胡“玉山(今磐安县玉山镇一带)、瑞山(今马宅镇一带)、兴贤(今南马镇一带)、乘骢(今横店、湖溪镇一带)皆种之”，“每年在二千箩以上，运销鄞、杭、绍”。1948年《中国实业志》记载：“元胡产地以东阳为中心，其区域包括磐安、永康、缙云几个县的交界处，直径50 km。”2002年《新世纪浙江特色农业丛书》将《东阳元胡》收入《区域性特种产业》。元胡在遗产地历史经济社会乃至整个中药材发展史上地位独特，当地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元胡文化，是千百年来生产发展和社会沧桑变化的深厚积淀，是中国中药材发展的历史缩影，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研究我国中药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东阳元胡水稻轮作系统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智慧结晶，兼具生态、文化、经济等多重价值。明末清初，农业经营的重点由粮食作物转向经济作物，元胡作为当时重要的中药材，通过元胡-水稻轮作模式开始了大面积种植。元胡种植一般在冬春季节，而晚稻种植适宜于夏秋，因此在一年内同一地块上可实现药稻轮作。在人工元胡种植、种稻技术都掌握的前提下，先民将这一农业模式发展壮大。这不仅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可作为元胡种植保护膜进行覆盖，从而有效减少杂草生长量，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后作元胡的产量。

我国早在西汉时就实行休闲轮作。北魏《齐民要术》中有“谷田必须岁易”、“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麻、黍、故麻次之，芜菁、大豆为下”等记载，已指出了作物轮作的必要性，并记述了当时的轮作顺序。长期以来中国旱地多采用以禾谷类为主或禾谷类作物、经济作物与豆类作物的轮换，或与绿肥作物的轮换，有的水稻田实行与旱作物轮换种植的水旱轮作。

合理的轮作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防治病、虫、草害作物的许多病害如烟草的黑胫病、蚕豆根腐病、甜菜褐斑病、西瓜蔓割病等都通过土壤侵染。如将感病的寄主作物与非寄主作物实行轮作，便可消灭或减少这种病菌在土壤中的数量，减轻病害。对为害作物根部的线虫，轮种不感虫的作物后，可使其在土壤中的虫卵减少，减轻危害。

合理的轮作也是综合防除杂草的重要途径，因不同作物栽培过程中所运用的不同农业措施，对田间杂草有不同的抑制和防除作用。如密植的谷类作物，封垄后对一些杂草有抑制作用；玉米、棉花等中耕作物，中耕时有灭草作用。一些伴生或寄生性杂草如小麦田间的燕麦草、豆科作物田间的菟丝子，轮作后由于失去了伴生作物或寄主，能被消灭或抑制为害。水旱轮作可在旱种的情况下抑制，并在淹水情况下使一些旱生型杂草丧失发芽能力。

均衡利用土壤养分

各种作物从土壤中吸收各种养分的数量和比例各不相同。如禾谷类作物对氮和硅的吸收量较多，而对钙的吸收量较少；豆科作物吸收大量的钙，而吸收硅的数量极少。因此两类作物轮换种植，可保证土壤养分的均衡利用，避免其片面消耗。

调节土壤肥力

谷类作物和多年生牧草有庞大根群，可疏松土壤、改善土壤结构；绿肥作物和油料作物，可直接增加土壤有机质来源。

另外，轮种根系伸长深度不同的作物，深根作物可以利用由浅根作物溶脱而向下层移动的养分，并把深层土壤的养分吸收转移上来，残留在根系密集的耕作层。同时轮作可借根瘤菌的固氮作用，补充土壤氮素，如花生和大豆每亩可固氮6～8千克，多年生豆科牧草固氮的数量更多。

水旱轮作还可改变土壤的生态环境，增加水田土壤的非毛管孔隙，提高氧化还原电位，有利土壤通气和有机质分解，消除土壤中的有毒物质，防止土壤次生潜育化过程，并可促进土壤有益微生物的繁殖。

2022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依据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及标准，将“浙江东阳元胡-水稻轮作系统”列入首批省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名录。2023年9月，浙江东阳元胡-水稻轮作系统入选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此认定是对东阳元胡-水稻轮作模式及相关技术、文化、生态、景观等组成的复合性系统的重要肯定，对实现乡村产业发展、农耕文化传承、乡村社会和谐、乡村生态健康有着特别的意义。

东阳元胡水稻轮作系统存在的问题

连作障碍加剧：连续种植5年后，元胡根腐病（病原：镰刀菌Fusarium oxysporum）发病率达28%，产量下降40%。土壤细菌/真菌比值从1.5降至0.7，酸化面积占比升至32%（pH<5.5）。

面源污染显现：元胡种植季亩均化肥用量达68kg（折纯量），氮素利用率仅35%，导致水体硝态氮含量超标1.8倍。

生物多样性衰减：稻田蜘蛛密度从25只/m²降至8只，青蛙种群减少72%，天敌控害能力削弱。

成本收益失衡：2023年亩均生产成本达4800元（人工占62%），按干品收购价42元/kg计算，净利润仅1200元/亩，低于蔬菜种植收益。

加工层次低端：初加工产品（统货切片）占比85%，精深加工转化率不足5%。元胡乙素提取纯度仅75%，远低于制药级标准（≥98%）。

市场波动剧烈：2018-2023年价格振幅达260%（25-92元/kg），"药贱伤农"事件频发。

应对策略

推广"元胡秸秆生物炭"技术：将元胡茎秆在500℃缺氧条件下炭化，制成pH8.2的生物炭（比表面积320m²/g），亩施1.5吨使有机质提升0.3%/年。

实施"稻-药-渔"立体种养：每50亩配套2亩养殖塘，投放鲫鱼（300尾/亩）消解富营养化水体，形成氮磷循环利用。

每亩释放蠋蝽（200头）和赤眼蜂（5万头），配套种植香根草诱集带，化学农药用量减少55%。

开发元胡专用微生物菌剂：含哈茨木霉（CFU≥5×10⁸/g）和枯草芽孢杆菌（CFU≥2×10⁹/g），连作病害率降至8%以下

太湖溇港，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是春秋时期延续至今的古遗址。太湖溇港，是环太湖地区与太湖湖区相连、引排太湖水的河道，是太湖流域特有的灌溉排水工程类型，在曾经广袤的太湖滩涂上造就了中国最富庶的粮仓和丝绸之乡。因为这项工程，太湖南岸约400 平方千米的区域，变成了繁华的都市和肥沃的良田。太湖溇港遗产要素包括太湖堤防工程、溇港横塘体系、溇港圩田体系和古村落、古牌坊、古树、古堤等其他相关遗产。湖州境内原有溇港74条，经过历年整治，66条溇港基本保存完好。吴兴区（含南太湖新区）境内现有31条溇港，其中21条直接通往太湖，是太湖流域溇港系统发端最早和唯一完整留存的地区。太湖溇港是环太湖地区特有的古代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太湖流域劳动人民变涂泥为沃土的一项伟大创举。溇港造就了“田池布千里”的南太湖风貌，孕育出了太湖平原这个粮食产区和纺织品生产地，更孕育出了许多耕读世家。

战国时期，吴国人开始在临水的地方筑堤开渠排水。两晋时期，人们在太湖的滩涂上开挖溇港，水和土分离，新的陆地开始出现。挖出的泥土堆在土地四周，形成犹如城墙般的堤坝，人们称之为“ 圩”。水行于圩外，田成于圩内，形成了太湖滩涂上的溇港圩田。11世纪，人们在圩田内的低洼地带挖成鱼塘，用塘泥培筑塘堤，创造出“ 塘内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这种特有的“ 桑基鱼塘”。明清时，太湖南岸发展成为包括吴兴和长兴在内的 73 条溇港。2014年以来，成立了太湖溇港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以市水利局为骨干的部门单位，开展溇港整治保护。

太湖溇港，是环太湖地区与太湖湖区相连、引排太湖水的河道。太湖人将顺直于环湖大堤方向且位于大钱港以东的河流叫“ 溇”，分布于大钱港及其以西的河流叫“ 港”，而平行于环湖大堤方向的河道称“ 塘”，由纵溇横塘构筑了“ 溇港圩田”“ 桑基鱼塘”体系。溇港是太湖流域特有的灌溉排水工程类型，在曾经广袤的太湖滩涂上造就了中国最富庶的粮仓和丝绸之乡。因为这项工程，太湖南岸约400 平方千米的区域，变成了繁华的都市和肥沃的良田。太湖溇港遗产要素包括太湖堤防工程、溇港横塘体系、溇港圩田体系和古村落、古牌坊、古树、古堤等其他相关遗产。湖州境内原有溇港74条，经过历年整治，66条溇港基本保存完好。吴兴区（含南太湖新区）境内现有31条溇港，其中21条直接通往太湖，是太湖流域溇港系统发端最早和唯一完整留存的地区。

堤防工程

太湖溇港

庞大细密的溇港系统，除纵横交织的水道，亦包括水闸、桥梁等，具备“一溇一闸一桥一庙一树一井”的完整形制。在每一条溇港水道汇入太湖的尾闾处均设有水闸，是溇港系统中由人力操作的关键部分。溇港上游区域遭遇洪涝时，水闸开启，泄涝入太湖而不使为患；太湖遇涝水涨之时，水闸关闭，防止湖水内侵良田；旱季，溇港区水位降低，水闸开启，引太湖水流入溇港，供圩田上的居民生产生活之用。依靠水闸的调节，溇港中始终可以保持较为稳定的水位。溇港将蓄泄吞吐、分水引排的各项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为农业开发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也推动了航运及商贸的发展。

溇港横塘体系

纵溇横塘的农田水利系统催生了“桑基鱼塘”高效农业模式。在溇港水利建设过程中，先民们创造性地将河道中疏凿出的土方堆高成堤，在地势平坦肥沃的墩岛、圩田内种植水稻，在圩内低洼的沼泽漾塘中养殖水产，在塘岸阡陌种桑养蚕，以蚕沙喂养水产，以水中淤泥作为稻田、菜地和桑园的肥料，创造出“塘内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可持续生态系统。

溇港圩田体系

太湖沿湖滩修筑的港圩田系统，是古代太湖流域劳动人民改造利用滨湖湿地、变涂泥为沃土的一项独特创造。太湖港圩田系统将运河塘、太湖港、众多横塘和万顷圩田联系成了一个紧密不可分割的整体。

溇港，太湖港以大钱港为界，大钱港以西称为港，大钱港以东称为溇，溇港河道走向大致与太湖大堤垂直，但在入湖口处，为抵御泥沙淤积，河道朝向东北。20世纪50年代，东苕溪导流工程实施后，长兜港取代小梅港、大钱港，成为北排的主要河道。2000年前后，对罗溇、幻溇、濮溇、汤溇进行拓宽并延长至頔塘。

横塘，多数横塘被阻断，完整性遭到破坏，其中尚有3条主要横塘—頔塘、北横塘、南横塘基本完好。

湖漾，规划范围内超过20万平方米的湖漾有12个，分别为大荡漾、陈湾漾、周渎漾、长田漾、草荡漾、上河漾、西湖漾、诸墓漾、西山漾、松溪漾、清墩漾及陆家漾，部分存在水质污染的问题。

水利工程设施，湖州市区浦港、陈溇、沈溇等众多涵闸都已相继被封，闸口涵洞仅剩10多座，18条功能已废弃，但河道遗迹尚存，仍然发挥其原有的防洪、灌溉、交通功能者有21条。

圩区，城市化建设导致圩区面积缩减严重；“桑基鱼塘”的传统农耕模式发生了变化；渠道等基层水利系统淤塞严重；环境污染存在。

乌程县水道图中的溇港［光绪四年（1878 年）《浙西水利备考》］

溇港圩田是集水利、经济、生态、文化于一体，具有排涝、灌溉、通航等综合效益的一项水利工程。太湖流域的溇港圩田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目前完整留存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的水利工程。该工程先后被授予“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两项殊荣。2019年10月16日，太湖溇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5月27日，《湖州市太湖溇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经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于2022年6月20日起施行。2023年，浙江吴兴溇港圩田农业系统列入“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吴兴溇港圩田农业系统存在的问题

水系功能弱化：溇港淤积率达63%，平均水深从2.5米降至0.8米，行洪能力不足设计标准的40%。2023年监测显示，总磷（0.38mg/L）、氨氮（1.2mg/L）超标2.6倍。

湿地生境破碎：近30年围垦导致天然湿地减少52%，越冬候鸟种群下降74%，底栖动物生物量减少83%。

土壤质量下降：水稻田有机质含量从3.8%降至2.1%，镉污染点位占比达12%（超过农用地风险筛选值）。

生产方式粗放：稻鱼共生系统亩均效益仅4800元，低于湖州现代农业园区平均水平（1.2万元/亩），化肥用量（32kg/亩）超生态承载阈值17%。

基础设施老化：现存明代水闸23座中，14座出现结构裂缝，机电排灌设备完好率不足45%。

产业链条断裂：优质稻米商品化率仅38%，"太湖三白"（银鱼、白虾、白鱼）捕捞量较1980年代下降92%。

应对策略

采用生态清淤船（绞吸式+脱水固结一体化），清除底泥重金属（镉去除率≥90%），构建"水下森林"：种植苦草（4株/m²）、轮叶黑藻（6株/m²），搭配鲢鳙鱼（50尾/亩）控藻，使水体透明度提升至1.2米。

建设"三带五核"生态廊道：沿太湖堤岸、頔塘故道、东苕溪打造3条生物迁徙带，恢复5个千亩级候鸟栖息地。

推广"圩田细胞化"：每个300亩圩区保留10%生态浮岛，种植茭白、水芹等湿地作物，固碳量提升至6.8tCO₂/ha·yr。

实施"生物质炭+植物修复"：亩施秸秆炭2吨（比表面积≥400m²/g），间作伴矿景天（镉富集系数达12.3），3年降低土壤镉活性68%。

推广稻鸭共作：每亩放养绍兴鸭12只，减少除草剂用量80%，鸭粪还田提升有机质0.3%/年。

基塘模式是种植业同池塘养鱼相结合的一种生产方法。例如桑基鱼塘，是在池埂或鱼塘附近种植桑树，以桑叶养蚕，以蚕沙、蚕蛹等作鱼饲料和肥料，以塘泥作桑树肥料的生产结构，相互利用，相互促进，达到鱼蚕兼收的效果。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良好生产方式，可以充分提高土地生产力，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益。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地区采用较广。基塘农业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智慧结晶，兼具生态、文化、经济等多重价值。吴江地处太湖流域，基塘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并孕育出源远流长、渔桑耕读的江南水乡文化。早在明代时期，吴江地区的先民们就将低洼浅水改造为池塘，池中蓄鱼，鱼池上则建造房屋、养殖家畜，鱼则以家畜粪便为食。其余地方则围以高塍，塍上种植梅桃等果树；圩泽里面种植茹、茨、菱、芡等水生蔬菜。

苏州的基塘农业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据相关考古发现表明，当地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从事种桑养蚕、捕鱼等农业活动，而大规模的平治水土、农业开发活动则可追溯至东周吴越争霸时期。

（一）横塘纵浦的水网格局

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源于春秋末期，战国、秦汉渐有发展，五代十国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北宋时期塘浦圩田系统的面貌发生了转变。

春秋时期的太湖流域，地广人稀，低矮卑湿，开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在于“向水要地”。为了满足排涝和灌溉的需要，吴越两国因地制宜，先后在苏州地区开展了治水营田的工作。随着水利的不断兴修以及屯田规模的不断扩大，三国时期吴地的屯田已有了长足发展。唐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主持修建了自平望以北至苏州南的吴江塘路。太湖南岸、东岸连成一线，加速了太湖东南沼泽洼地的疏干排水和围垦开发。五代十国时期已基本呈现出“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的棋盘式圩田格局。

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土地制度和土地经营方式发生改变，土地私有化进一步加强，加之堤防堰闸的破坏，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唐代的大圩岸与大圩田越来越不见踪迹，逐渐向随意性较强的小河网——泾浜格局转变。吴江在宋代是太湖的出水口，随着吴江长堤与吴江长桥的不断修筑、固定，太湖东岸水流减缓，形成了诸多淤塞和湖田，宋代单锷指出“每至五六月之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则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污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处，今为民居民田，桑枣场圃”。堤岸的修筑将此前河流奔涌之地变为膏腴之地，苏州地区的农业也因此有了长足发展。

（二）历史悠久的蚕桑种养

苏州地区的蚕桑种养由来已久，4000多年前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养蚕、缫丝、织绸。1958—1959年，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多件骨针、纺轮、陶罐等，黑陶罐上还刻有蚕形、丝绫纹等图案。蚕形图案的出现表明，生长在原始桑林中的野蚕深受先民们喜爱，因此被作为神虫雕刻于陶器。

春秋时期，吴越之地的养蚕业已占据重要地位。吴王僚九年（公元前518年），吴楚两国还因交界之处两女子争桑而引发战争。“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兵相伐”。此场蚕桑大战，以吴国获胜而告终。争桑之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彼时诸侯各国对蚕桑的重视。越王勾践返回越国后向计倪问治岁之策，并采用计倪所提“省赋敛，劝农桑”之法，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

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有了相当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中原人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种桑养蚕和织布技术，极大地推动了苏州地区农业的发展。吴江所产的绫质量上乘，唐代已被纳入贡品之列，即“吴绫唐时充贡，今郡属惟吴江有之”。北宋初年，中央政府曾大力推广种植桑树。政和元年（1111）五月二十二日宋徽宗诏曰：“耕桑乃衣食之源，斫伐桑柘，未有法禁，宜立约束施行。”北宋祥符年间，仅吴江一县就缴纳“夏税绢九千六百匹，四百十五匹，绵七千六百斤”，足见其纺织业之盛。

元末，苏州地区的蚕桑业遭受战乱的严重破坏，“元二县四州栽桑二十七万株，兵余无几”。为恢复战后农业生产，明太祖即位后便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极大地促进了蚕桑生产的发展。明清时期，吴江震泽、七都等地俱以蚕桑为业，植桑遍地，“洪武二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一万八千三十三株，宣德七年至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六株，近代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荫弥望”。以植桑为基础，太湖地区的缫丝纺织等亦有大发展，吴绫在清代“惟吴江有之，邑西南境多业此名品不一，往往以其所产地为称（如溪绫荡、北南浜之类）”。吴绫、苏绣等已然成为苏州地区的名优产品。

（三）源远流长的水乡渔业

苏州周边水网复杂，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水产资源丰富。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们已在此采集渔猎。

太湖流域在春秋时期的吴、越时代就开始人工养鱼。《吴越春秋》载：“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溪、六谷之广，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以致千万，越国当富盈。’”唐代《吴地记》记载“胥门……王贮粮处十五里有鱼城，越王养鱼处”，匠门之“东南角又有鲂门”，古坊中亦有“嘉鱼”坊等等。种种记载表明，苏州地区的鱼塘养鱼已十分普遍。宋代陆游在《暮秋》提到：“舍前舍后养鱼塘，溪北溪南打稻场。”反映出当时民间养鱼已相当普遍。

明清时期太湖渔业有了较大发展，明代长洲人沈周在诗中写道：“吴江本泽国，渔户小成村……鸥趁撑舟尾，蟹行穿屋根。怡然乐生聚，业外复何言。”描绘出江南水乡悠然自得的渔业风光。苏州地区的太湖蟹、紫须蟹等在明清时期深受食蟹者喜爱，“蟹，卢志云：出太湖称江左第一，吴江最盛，所产特肥大，以及斤一枚者为贵，团脐者尤充实。陆游诗云：赤蟹轮囷可一斤，又云团脐磊落吴江蟹……叶志云：汾湖蟹味甘香而不腥，盖他处绝无，故名最著，其出烂溪者巨而肥鲜，品不及紫须而味胜太湖产者，今邑人颇尚之”。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鱼亦多出名品，例如鲈鱼、银鱼等，皆名扬天下。

水陆循环：因地制宜的基塘农业技术

基塘农业由基和塘两部分组成，二者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大的生态循环系统：基面为陆地生态系统，苏州地区主要在基上种桑养蚕、发展养羊业、种植花卉等；鱼塘属于淡水生态系统，主要以四大家鱼、蟹、鳖等水产品养殖为主。基面子系统中的蚕桑种养、湖羊养殖的废弃物和土壤的养分等输入到鱼塘子系统，鱼塘中的水分、塘泥和养分等反向输入到基面子系统。系统内部的多余营养物质和废弃物周而复始地在系统内部循环利用，基本实现了对环境的“零”污染。

第一，以桑护土。苏州之田得自太湖，殊为不易。当地农业的奠基和发展离不开堤岸的筑造与加固，北宋时期加固堤岸所用材料有一定的顺序，多采用先竹筱后石料的方式，以确保稳固性。具体技术则会采取桩钉坝的方式，以围裹成田。堤岸可栽培植物，但有一定要求，明代《吴江水考》中提到：“高乡河港临水二三丈间不许人耕种，以致浮土下河，止许栽桑枣。”又“岸高六尺（以平水为定，高下增减），基阔八尺，面阔四尺，谓之羊坡岸，其内有丈许深者，于大岸稍低处植以桑苎，谓之抵水”。河堤上禁止耕种庄稼，目的在于防止泥土顺坡流入河道导致河流淤塞。另一方面，种桑能够保持水土，且为农民休闲之时提供副业补充。

在太湖流域，平原种桑与山地有所区别，平原种桑时多种植在较高的圩岸，高地不宜种稻的田地也改为种桑。宋代陈旉指出：“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涝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陈旉所言陂塘内虽未养鱼，但为后期基塘农业的形成奠定了基本雏形。

第二，鱼羊兼利。植桑不仅是为了保持水土，亦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植桑由护岸固堤活动转向农民主动适应水环境的种植结构调整”。苏州地区的基塘农业在明代就已经呈现出渔牧粮园有机结合和综合经营的特点。明代常熟人谈参居湖乡，因乡间多弃耕的田地，遂购入大批土地，“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坊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谈参将田地低洼处开辟成养鱼池，并根据不同地形安排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土地空间，另一方面所获收益亦高于普通耕作方式。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也曾提到，羊“或圈于鱼塘之岸，草粪则每早扫于塘中，以饲草鱼；而羊之粪，又可饲鲢鱼。一举三得矣”。羊与鱼之间亦存在一种生态循环，草鱼、鲢鱼也都是吴江地区较为常见的家鱼。明末的张履祥在《补农书》中也指出了各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凿池之土，可以培基”“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清代《常昭合志稿》中的记载与《戒庵老人漫笔》大致相同，略有差别的是“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家畜饲养也被纳入生态系统的循环。

第三，塘泥壅桑。明末清初，已有相关文献记载了“鱼—桑—羊”三者之间的关系。《补农书》中记载：“池畜鱼（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鱼，岁终可以易米）。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鱼塘的塘泥可肥田壅桑，鱼可出售，桑叶亦可做羊的饲料。清代程岱葊在《西吴蚕略》中提到，“凡采剩留树上，经霜而枯，捋取饲羊谓之羊叶，故湖羊充庖特肥美，能益人”。可见，遗留在树上的桑叶也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做饲料可使湖羊更加肥美、味鲜。清〔乾隆〕《震泽县志》记载：康熙初年，吴江长桥一带在疏浚河湖淤塞时，将所挖之土置于爱遗亭旁，周围顿成高阜，当地居民遂利用，“低者开浚鱼池，高者插莳禾稻，四岸增筑，经以烟靛桑麻，古松江竟成陆地矣”，基本描绘出基塘农业的面貌。清末东山（今属苏州）人郑言绍所编《太湖备考续编》卷一载，“翁节妇捐鱼池五亩、后山荡田十一亩、桑地鱼池二十六亩”，这里已将“桑地鱼池”与一般鱼池进行区别，基塘农业模式已趋于成熟。

历经千百年的发展，苏州地区基塘农业已然成为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典范。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这一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吴江当地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江苏吴江蚕桑种养与丝绸文化系统（2021）和江苏吴江基塘农业系统（2023）相继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苏州基塘农业的保护提供了契机。然而，在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基塘农业生产模式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例如原有的基塘农业生产面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缩减的情况，与基塘农业相适应的传统农耕技术以及衍生出来的蚕桑文化、渔文化等存在消亡的风险。对此，应采取相应措施，以推动苏州基塘农业的活态传承。

吴江基塘农业系统存在的问题

水体富营养化：塘水总磷浓度达0.25mg/L（Ⅲ类水标准为0.2mg/L），蓝藻生物量增至12mg/L，鱼类死亡率升至8%/年。

土壤质量劣化：基面土壤pH值从6.8降至5.3，铝离子活化量增加3倍，桑树黄化病发病率达27%。

生物多样性锐减：与1980年代相比，塘中土著鱼种减少14种（如太湖银鱼），底栖动物Shannon指数从2.8降至1.4。

劳动生产率停滞：亩均用工量仍保持35工日/年，而周边设施农业已降至8工日/年，成本利润率仅12%（长三角设施农业平均25%）。

产品结构单一：白厂丝占比超70%，生丝价格波动剧烈（2023年从45万/吨跌至32万/吨），深加工产品（如蚕丝蛋白面膜）占比不足5%。

循环链条断裂：蚕沙还塘率从95%降至40%，化学饲料投喂量增加至180kg/亩，系统氮素利用率从62%降至28%。

应对策略

构建"沉水植物-贝类-滤食鱼"三级净化系统：每塘配置苦草（20%水面）、三角帆蚌（200只/亩）、鲢鳙鱼（50尾/亩），使总磷浓度降至0.15mg/L。

建设生态沟渠系统：利用空心菜（吸收氮磷量达8g/m²·d）净化外源排水，沟渠密度提升至45m/亩。

施用生物质炭（600kg/亩）+石灰（150kg/亩），使pH值恢复至6.0-6.5，铝离子活性降低70%。

推广蚕沙蚯蚓堆肥技术：接种赤子爱胜蚓（5000条/m³），堆肥周期缩短至25天，有机质含量≥60%。

恢复"四大家鱼+太湖三白"混养模式：青鱼:草鱼:鲢:鳙:鲴=1:2:3:3:1，搭配放养日本沼虾（3000尾/亩）。

建设生态岛链：每50亩设置浮岛（占水面8%），种植千屈菜、鸢尾，鸟类栖息量提升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