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是一门独特且极具价值的特殊技艺。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古代典籍本就材质脆弱，历经无数次的聚散流转，还饱受天灾侵袭、战乱破坏，大多变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古籍修复这一技艺便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确保历代古籍能够完整流传至今的重要保障。古籍修复工作绝非易事，对从业者有着极高要求。从事这一工作，不仅要对各个朝代书籍的形式、版本烂熟于心，熟知各朝纸张特性、书皮样式及装订风格，更得掌握娴熟精湛的技艺。修补一本古书，往往需历经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序，每一招一式都极为考究，对修复人员的要求近乎苛刻。例如在修复纸张破损处时，需精准挑选材质、纹理、色泽都与之匹配的纸张进行修补，修补过程中手法要细腻，才能让修复痕迹尽量不明显，最大程度还原古籍原貌。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综合性研究图书馆、国家总书库以及全国书目中心，其藏书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南宋时期，馆内珍藏着众多古籍珍品。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修复工作历史悠久，早在京师图书馆时期，就已配备专业的文献修复人员。1949 年，为修复刚刚入藏北平图书馆的国宝藏经《赵城金藏》，经当时军管会批准，专门组建了一支由 8 名技工构成的修复队伍，这便是如今国图修复组的前身。1953 年，“图书修整组” 正式成立，自此，古籍修复工作作为图书馆的一项专职业务，踏上了专业化、正规化的发展道路。2001 年，“图书修整组” 更名为 “善本特藏修复组” 。多年来，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修复工作成绩斐然，成功修复了诸多国宝级珍贵文献，像《赵城金藏》《永乐大典》、西夏文献、部分敦煌遗书、宋元善本以及清代《赋役全书》等。正是一代又一代国图修书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才使得一件件馆藏国宝得以重焕光彩，呈现在世人眼前。北京市肄雅堂，同样在古籍修复领域有着卓越贡献。这是一家以装裱修复古籍、碑帖、书画闻名的百年老字号，开设于清代光绪年间，店主为丁梦松。清末民初时，肄雅堂便凭借其精湛的装裱技艺在京城声名远扬，当时京城不少装裱高手都出自这里。1958 年，肄雅堂归属中国书店，先后有三代装裱传人在此辛勤付出，开展了大量抢救性工作，修补残破珍贵古籍多达 30 余万部，其中不乏善本、孤本，为古籍保护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当前古籍保护形势异常严峻。据统计，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中，亟待修复的古籍数量超过 1000 万册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才却不足 100 人。不仅人才数量严重短缺，还存在综合素质不高、职称较低、年龄偏大等问题。长此以往，古籍修复技艺将面临传承危机。所以，保护古籍修复技艺已刻不容缓，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提高从业者待遇，让这一珍贵技艺得以延续，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古籍文化遗产。

       申报时间：2008年

       申报地区或单位：国家图书馆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作为我国独有的传统手工技艺，已在华夏大地延续了一千七百多年。其应用范围广泛，涵盖书画、碑帖等，承担着装饰与修复还原的重要使命。在古代，装裱被称作 “裱褙”，也有 “装潢”、“装池” 等说法。这一技艺意义非凡，对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以及古代文明的传承，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就像一位无声的守护者，让一幅幅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字画，得以跨越岁月长河，展现在后人眼前。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术历经漫长岁月的沉淀与发展。从晋代萌芽，经唐代的初步发展、宋代的逐渐成熟，再到元代的进一步完善，直至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了稳定的体系，并分化出两大主要流派：以北京为核心的 “京裱” 和以苏州为中心的 “苏裱” 。其中，“京裱” 风格大气庄重，在全国装裱界极具影响力。而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装裱店 “荣宝斋”，其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堪称 “京裱” 的集大成者。它拥有一套独特且完备的工艺流程，从最初对字画的审视评估，到选择适配的材料，再到精细的装裱操作，每一步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讲究，在业内独树一帜。民国时期，中国书画修复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涌现出以琉璃厂的玉池山房、大树斋为代表的北方流派，以及以上海的汲古阁、刘定芝装池为代表的南方流派。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备受重视，刘定芝装池、玉池山房等的装裱高手纷纷被邀请至故宫博物院，他们肩负重任，全身心投入到故宫所藏书画文物的装裱修复工作中。在他们的精心修复下，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书画文物重焕光彩。这些修复大师不仅让珍贵文物得以重生，还为故宫博物院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为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新鲜血液。北京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独特的风格。但这一珍贵技艺如今却面临严峻挑战。由于装裱修复技艺涉及内容繁杂，修复师不仅要精通不同朝代绘画风格特点，还要熟知各个时期纸张、绢缎的特性，掌握一系列相关知识。学艺周期漫长，从入门到精通往往需要多年时间，这使得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导致传承出现断层，如今已濒临失传。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艺术的魅力，亟需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和抢救，让这一古老技艺在新时代重焕生机。

       申报时间：2008年

       申报地区或单位：故宫博物院

        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作为我国独有的传统手工技艺，已在华夏大地延续了一千七百多年。其应用范围广泛，涵盖书画、碑帖等，承担着装饰与修复还原的重要使命。在古代，装裱被称作 “裱褙”，也有 “装潢”、“装池” 等说法。这一技艺意义非凡，对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以及古代文明的传承，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就像一位无声的守护者，让一幅幅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字画，得以跨越岁月长河，展现在后人眼前。中国传统书画装裱修复技术历经漫长岁月的沉淀与发展。从晋代萌芽，经唐代的初步发展、宋代的逐渐成熟，再到元代的进一步完善，直至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了稳定的体系，并分化出两大主要流派：以北京为核心的 “京裱” 和以苏州为中心的 “苏裱” 。其中，“京裱” 风格大气庄重，在全国装裱界极具影响力。而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装裱店 “荣宝斋”，其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堪称 “京裱” 的集大成者。它拥有一套独特且完备的工艺流程，从最初对字画的审视评估，到选择适配的材料，再到精细的装裱操作，每一步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讲究，在业内独树一帜。民国时期，中国书画修复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涌现出以琉璃厂的玉池山房、大树斋为代表的北方流派，以及以上海的汲古阁、刘定芝装池为代表的南方流派。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备受重视，刘定芝装池、玉池山房等的装裱高手纷纷被邀请至故宫博物院，他们肩负重任，全身心投入到故宫所藏书画文物的装裱修复工作中。在他们的精心修复下，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韩滉的《五牛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书画文物重焕光彩。这些修复大师不仅让珍贵文物得以重生，还为故宫博物院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为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新鲜血液。北京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独特的风格。但这一珍贵技艺如今却面临严峻挑战。由于装裱修复技艺涉及内容繁杂，修复师不仅要精通不同朝代绘画风格特点，还要熟知各个时期纸张、绢缎的特性，掌握一系列相关知识。学艺周期漫长，从入门到精通往往需要多年时间，这使得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导致传承出现断层，如今已濒临失传。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艺术的魅力，亟需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和抢救，让这一古老技艺在新时代重焕生机。

       申请时间：2008年

       申报地区或单位：北京市荣宝斋

        东源木活字印刷技术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它在我国印刷术发展历程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作为我国目前已知唯一保留至今且仍在实际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起源于浙江省瑞安市西南部的东源村，由元初福建省安溪县的王法懋发明，由其后代传承至今，成为东源村独特的文化标识。其生产流程极为复杂且精细，涵盖刻字、检字、排版、校对、印刷、打圈、划支、填字、分谱、草订、切谱、线装等多达二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操作规范和要求，共同完整地再现了古代活字印刷的真实作业场景。这些工序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历史的见证，为木活字印刷术起源于我国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实物证明。但随着现代化机械印刷的迅猛发展，东源木活字印刷技术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刻版、印刷等关键技艺的继承者数量极为稀少，已然濒临灭绝的边缘。机械化印刷凭借高效、快速、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迅速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东源木活字印刷技术工序繁琐、效率较低、对工匠技艺要求极高，导致愿意投身学习和传承这门技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若不及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一承载着数百年历史文化的宝贵技艺，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这无疑是文化领域的巨大损失。所以，对东源木活字印刷技术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亟待社会各界给予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

       申报时间：2008年

       申报地区或单位：浙江省瑞安市